从三一“博客门”看国企改制

　　没想到，一个敢说敢干的湖南人向文波在博客上要约收购徐工的行为，竟然引爆了一场浩浩荡荡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大争论。

　　随着媒体的爆炒，争论已经逐渐发生了偏离，一些泛道德化的、情绪化的看法，甚至是一些狭隘的利益角逐也掺乎其中。而问题的本质，徐工这样典型国企的改制问题却被掩盖了起来。

　　坦率地说，穿越争论的喧嚣，当下徐工的问题不过是当年轰动一时的“郎顾之争”的延续，不过这次遭诟病的主角不再是顾雏军、唐万新之流的灰色民营大鳄，而是急欲进军中国市场的国际资本，所谓“国退民进”之争演变成了“国退洋进”之争。

　　抛开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层面上的考虑，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在给定的现实体制环境下，无论是引入民营资本还是境外资本，并购后的国有企业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好的企业制度”？企业运营效率是否会提高？技术创新是否会取得明显进步？更进一步讲，在社会资源配置上是否会有明显改善？是否还会遇到当年“国退民进”中同样的尴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客观地说，中国近些年来的引资改革并不能提供这方面正面的证据。放眼世界各国的全球化进程，也不能提供这样的证据。

　　前些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在所有状况下都能同等实现理论上的好处，也就是说，全球化益处的发挥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中的一个条件就是政府治理的昌明和法治完备。

　　一个缺乏良好治理的政府，一个法治松弛的经济体，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譬如阿根廷，它的经济非常开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要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国外银行在那里盖的大楼。但是，阿根廷的各级政府治理非常不力，资源配置效率非常低，流入的大多数国际资本都被投入到裙带项目和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的项目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金增加，不是改善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是加剧了资源的无效配置。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经济转型国家，政府对于许多资源保持着配置的权力，各级政府除了以政策法规的制定者、执行者的角色介入经济活动，还在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强力介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对地方政府而言，当地的上市公司、地方性金融机构、土地资源等成为其直接掌控的主要经营性资源。政府功能的“越位”为国企改制的前景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近20多年，中国经济处于粗放型的高速增长期，各级地方政府也处在经济总量增长竞赛的亢奋之中。尤其是某地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而出了多少位高官的故事，极大地刺激了各级地方政府的神经，使地方政府陷入“GDP崇拜”、“500强招商崇拜”中，不能自拔。而摆在眼前的现实往往是，地方国企背负着沉重的政策性包袱、冗员和陈年债务，改制迫在眉睫，需要支付巨大的成本，地方政府急欲在产权市场招标出售国有股权以换取改制所需的资金。只要能够达成改制的目的，手段已然不重要。

　　德隆、顾雏军等垮台之后，徐工集团，更准确地讲是它的实际所有人地方政府，对包括三一集团在内的国内民营企业的评价开始趋于负面，甚至充满了本能的敌意：对于急欲脱手徐工这个烫手山芋的地方政府而言，外资自然就成了惟一的救命稻草，而且这样既可完成国企改革的任务，又可以作为招商引资的成绩。

　　中国有个成语叫“窃钩者诛，窃国者王侯”，形容当下中国的经济体制环境再适合不过了。其中的道理，无论是参与国企改制的民资还是外资，显然都深知，通过编织一套说辞，从GDP、税收、就业、海外上市等方面来打动各级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形下，惠有“GDP崇拜招商综合征”的各级地方政府要想不被“经济全球化”的故事俘获都难。然而这种“GDP崇拜招商综合征”本身是不健康的，地方政府难以逃脱成为输家收场的最终命运。

　　笔者并不想就“国退民进”还是“国退洋进”孰是孰非做出判断，对比之下，情绪化的争辩往往显得无力。但我们相信，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法治的完备，哈耶克所诠释的“企业家精神”的培育，新的因素(海外规范投资者、海外市场要求等)融入，普遍的财富观的改变，中国的国企改制就能结出健康丰硕的果实。